Nomus' Blog

    刚刚看到，NIU博被封了，这两个字也成为不好的字眼，所以用拼音，我之前就跟人说过，低俗整治很可能掺加其他成分，看来牛年并没有给NIU博带来运气。之前经常读到这个托管商上面的众多博主的文章，比起其他博客来，NIU明显更有内容和深度，我搬来大巴前就想入住，不过还是喜欢大巴的模板和提供给客户的自由发挥余地。对于发生这样事情，悲哀的同时也开始感到深深的忧虑。外媒对于这样的事很是感兴趣，据说是把这个事件评论为中国将走左的标志。最近我经常提到左右，上一期的南风窗也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南风窗的嗅觉还是比较敏锐的，经常有杂志出来没多久，上面所提及的问题领域就出问题，比如去年三鹿奶粉被曝前，南的上一期就有一篇关于奶农困境的文章。这次国内某种氛围在无声地变化也同样被南拿来当作话题，虽然措辞委婉，但不得不佩服南在这方面的敏锐，这期南刚出来几天，NIU博就被封掉，这个事件也印证了国内氛围确实在转变的事实。上期的南用了一个专题来讨论危机中的治国之道，详细地介绍了左右之别，其中就说，通常在危机中左的观念会被采用。我是上个学期才开始了解左右的概念，一是从杨小凯的那本书上，再就是从一个亲身接触到的老师身上——道哥，前面我也写了两篇关于道哥的文章，道哥的思想就属于左，我对新左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因为没有一个对国内新左的准确定义，但道哥的思想我觉得可以称之为极左。他经常向我们学生推荐一个网站，wuyou之乡，这个网站正是国内最大的左派知识分子聚集地，应该还是极左。极力崇尚毛时代，否定改革成就，反对市场经济，攻击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外持强硬敌视态度等等。不论这个网站上的内容有多敏感，但一直运营的挺好，说明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支持。极左是这样的，我个人觉得很难得到大多民众的认同，但左派力求公平一点，在当前无疑会大受追捧。右派应该没有一个集中聚集地，比较分散，其反特权崇尚MIN主自由的思想，明显会比左派更容易受到打压，事实也证明了这点。而主流的经济学家学者都属右，虽然没有刻意聚集，但其传播更为广泛，许多人经常抛投露面，民众也大都支持这些理念（除了经济上的一些理念，比如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崇尚的历年经常被骂，得不到民众认可），因为如今民众与特权的矛盾越来越严重。温和的右派推崇反特权反腐败的同时倡导进一步市场化，这应该是这个社会的主流思想。极右则崇尚美式的MIN主和经济上的自由，极右推崇的MIN主无疑会遭到打压，通常在无声中消灭于未然，所谓那些遭PO害的MIN运人士多为此；经济上的极右，虽然得不到当局的支持，也并不会遭严重的打压，凡是称得上经济学家的，多崇尚自由经济，有几个经常会被搞臭，近来，茅于轼算一例，被搞得很臭，到了人见人骂的地步，张维迎这几天也遭到唾弃，没茅那么严重，许多明眼人还是替张说些好话。估计茅是因为去年年底那个事犯了“错误”，张不知道最近是做错什么事。反正属右的近来都不太好过。

    09年不同寻常，埋藏了太多的不稳定因素，能看的出来国家要采取强硬手段来维持稳定，要出台许多惠民政策，危机也能为某些领域的改革提供动力，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这种的时候谁都不希望一些人出来咋呼给自己添麻烦。但我觉得采取的行动前还是应该多考虑一下，像NIU博被封前是有不和xie声音，但封后那是骂声一片，这是到底激化矛盾了还是缓和了？这是国家愿意看到的？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蛮横了，尤其是互联网上，永远堵不住封不死，时代变了。去年出那个报告说中国网民过2.5亿的时候，我发现媒体会经常提到网民对社会的影响力问题，近几年一系列事件尤其是去年，网民对于社会影响力不断加强。去年在网络的社会监督职能上，国家给予了很大支持，一年时间就有长足的进步，令人欣慰！但我当时也隐隐觉得不妙，这说明国家越来越重视网民的这种影响力，也将会更多地利用它，比如说去年上半年掀起的爱国主义热潮，还有最近搞臭的经济学家，都算是对网民影响力的利用，当然利用的同时，还是要尽量避免这种影响力对自身的不利。去年的一些进步恐怕今年要走下坡，为了避免社会矛盾的加剧，对其他的意识形态肯定要有所限制，防止一些人乱说话激起民愤，我估计后面对于某些负面新闻的报道也会有所限制了。想象一下，如果你在一个小国家，一个月爆出一个官员腐败的新闻，你觉得没什么。但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一天就能爆出数件官员腐败的新闻，你就会生气了，民怨就很大了。大国家有它的难处。

    刚看了一则新闻，讲的一个三十岁青年的心酸故事，辛辛苦苦八年多，无房无车无老婆。突然想起道哥说的，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和市场化使得一些人富了，甚至暴富了，为什么？因为它建立在把另一些人边缘化的基础之上，包括我们这些大学生。毕业不分配了，没人管我们了。道哥是这么说的。
    仔细去想一想，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困境并不是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恰恰是市场化不够彻底所带来的，行政垄断大行其道，特权利益集团化，导致社会分化严重。我认为贫富差距确实大了。有的人不这样认为。但现实中种种现象还是比较支撑我的观点。我认为贫富差距大会导致内需下降。同时总体来看，民间的财富还是少，财富过度集中于政府，人民穷更是严重影响内需的主要原因。分配格局必须变了，有的人说不应该干涉分配，由市场调节才好。我也承认这点，可问题就出在当前的分配格局就是受到国家长期干预，从而才变得如此畸形。于是有些人就被边缘化了，有些人却利用特权享受到了本不该属于他的利益。
     其实许多看似向左才能解决的问题，恰恰是因为它还右得不够！

    央视的的大楼着火了，在月圆之夜发生这样的悲剧，谁也没有预料到。首先向伤者表示祝福，向遇难者表示哀悼！

    火灾发生之后，媒体报道很及时，但总感觉有些不对劲。我看一般的新闻经常去腾讯，关注火灾情况的同时就发现转载自新华网的火灾新闻没有“评论”的连接，不能评论，这是腾讯对待敏感话题的一贯手法，对于腾讯的这种行为不多说。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把这起大火灾列为敏感话题呢？其实网友们也就是想发表一下对死伤者的祝福，我们看看其他关于这次火灾的新闻的评论就知道。这不像是因为新华网的问题，因为新华网的大多数新闻都是可以评论的，那么很可能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大火是烧的谁的楼。但其他媒体也竞相报道火情，这些新闻则可以评论，那么又不像是在于烧的谁的楼，而像是在于谁发布的新闻。我实在搞不懂到底为什么了，到底是因为发布新闻媒体敏感啊，还是因为事件本身敏感啊？
    一般不让评论的话题都是容易激起民愤的，政治上非常敏感的：比如政府官员贪污腐败非常严重的，涉及高官的言论或者重要部门的言论，群体性事件等等。但这次火灾不让评论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个人猜测，可能是怕网友们幸灾乐祸。这种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连他们自己都知道——什么样的人到了危难时刻，别人会在一边说风凉话。只要你平时行得正，到危难时刻还怕不得人心？用行政垄断带来的利润盖大楼，不是那么稳当吧?

    有心人还可以发现，各媒体的报道也是有些谨慎。媒体拥有昂贵的摄像机，可以在夜晚拍出清晰的视频，央视播的那个视频只对着楼的两三层，不愿意把镜头往上台，给人造成一种只着了下面几层的错觉，后面大部分时间都对着后面几个消防员。既然媒体在这里缺位了，市民拿着手机就上阵了，上传的也非常迅速，这点媒体完全比不了，从这些视频中我才看到火究竟有多大。你就算不拍，不让人看见火很大，它还是很大，这是掩耳盗铃，说句不吉利的那个楼恐怕保不住了。纸包不住火，你能包住？着火就着火了吧，既然已经是那样了，不如用摄像机好好拍下来，好歹也是个不错的景儿。谁过节都不愿意听这么难听的话，谁家房子着了火还要去给它摄像心里都难受，但你是个媒体，过不过节、你家房子着没着火你都要对大家坦诚。各媒体对于火势的描述不尽相同，同一时间有的说大有的说小，不知道他们怎么弄的。不过大家都声称可能是燃放烟花造成的。这个后面我们再来看吧。火灭了收拾完就该调查了，问责不可避免，总要有一些人来担当。北京的各单位即将开始消防整顿，北京的人民明年能不能放烟花已经很有悬念了。

   说到这里再多说几句。晚上去了奶奶家，七叔买了许多烟花，大多数都非常漂亮，有两个大型的像是礼花的，点燃后没有花，完全是在放炮（大象问我放炮了没，我说放了，就是这个意思），炮弹打到几十米的高空爆炸，只是发出异常巨大的声响，我站在地上还能觉得地在震。我不知道谁他妈的设计的这个玩意儿。由于年前潍坊这边发生了几次烟花厂事故，有次死伤不少，新华网给曝光了。这个年本来上面下文件说是不让放烟花爆竹的，指定了几个燃放地点，可是没有太大成效，后来又改口说是正月里这几天都让放。不过年前就已经整治了许多烟花爆竹厂和卖烟花的，许多人都买不到烟花了。七叔说，这些烟花就是他到指定合法的烟花零售商那里买的。呵呵有些人完蛋了，有些人赚大了，还有些官员也肥了。

    这一晚上还真是看了不少烟火。

  这是去年放假前就在写的东西，写了一半放在草稿箱，今天看到觉得丢掉可惜了，就继续写了下去。有一天上课看手机报，国家新闻总署说要在今年给全国记者换新记者证，要打击假记者。正好手边有纸笔就随便写了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我了解仍然甚少，也一直在学习。也尝试以这样的方式来分析事情，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平时的一些公共政策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可以质疑它分析它。比较枯燥，而且晦涩拗口，思维比较乱，权当个人说胡话。

•     为什么会有假记者？
  
      这个问题通俗回答很简单，做假记者有钱赚。假记者主要是浑水摸鱼收取贿赂，我们称这种贿赂为封口费，我们认为假记者就是因为封口费现象的存在才产生的。我们这里对于封口费的定义是包括红包在内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文章的第三部分会有说明。
      何谓假记者？假记者就是一些模仿真记者，使别人相信他们真是记者的人。为什么要模仿真记者？因为模仿真记者预期的受益远远大于成本，而且造假成本和被查处的风险较低。提高造假门槛即是提高了假记者行为的成本，所以对于遏制假记者是有效的。行为由理性人对预期收益和成本的衡量而确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为了遏制假记者现象，除了提高作假的成本，还可以降低作假的收益，换句话说，如果杜绝了封口费，那么假记者就不复存在了。但为什么实际上的公共政策更倾向于前者呢？同时我们也要问问为什么要遏制假记者，或者说遏制假记者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些答案的分析贯穿了这篇文章。
      杜绝封口费现象就可以杜绝假记者，封口费实质是记者与被监督对象之间发生的“交易”，交易双方的动机决又定了交易的达成与否，我们由此推回去，就可以知道真记者与被监督的交易动机决定了假记者预期的收益。所以我们将把目光集中在两者的交易动机上来分析。

• 真记者索要封口费的动机
  
  
  假设封口费行为完全由记者独立行使，那么记者可以选择跟媒体或被监督对象进行下面交易，或者什么都不做：
        ←新闻稿          不曝光→              
  媒体————记者————被监督对象     
         稿费→           ←封口费               
  
  所以记者不同选择预期的收益和成本大体如下：
                       ㈠收封口费不曝光   ㈡不收封口费曝光   ㈢什么都不做
  收益                           封口费                         稿费（奖金）                   零
  成本（风险）        被查处的风险           公权力的压力                    零
  
  现实中众多记者选择㈠而不选择其他的三条件是：
  1封口费大于等于稿费
  2由于对记者的监督缺失，使之索取封口费被查处的风险较小
  3记者收取封口费也是被监督对象希望的，而且通常曝光后记者要面对的公权带来的压力是很大的，后很有可能遭受公权力的侵犯，这种风险往往大过索取封口费被查处的风险，前几年《南方都市报》记者程益中的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而记者因收取封口费受到处分的新闻报道还是鲜见。
  
       （ 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记者的职业操守和道德，不是说这些不是影响因素，而是好的制度绝对不能依赖于这些，我们可以承认理性人有利是图的假设，但不能确保每个记者都有良好职业操守。
      风气也是一个因素，也是一个外在的压力，所有记者都在收，那么你就很难不收。当然这个因素是次要的，有一点良心的记者完全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种行为究竟是记者自己主使还是媒体企业主使的，那么把前面假设换一下，索取封口费的行为不是由记者独立行使，而是由记者代表媒体来行使，也就是媒体成为交易的主体。同样上面的图表和分析是可行的，只不过把稿费改为曝光给媒体企业的收益，现实中对于媒体企业来说，封口费这个钱依旧赚得容易。为了简便起见，后面只讨论前种假设，即交易主体为记者）

• 被监督对象付封口费的动机
  
  封口费说白了就是黑吃黑，个人、企业或政府部门非法行为（有意，也可以是违规或法律上无明确规定的损人利己不正当行为，我们在这里为了简便，笼统称作非法行为）或过失（无意）在先。这里我不打算像上面一样做表讨论（实在很麻烦），因为被监督对象愿意付封口费的主要原因是被曝光后要负的责任太大了，也就是被监督对象选择不付封口费的成本高。舆论的力量是恐怖的，非法行为或过失被曝光后轻则面临处罚处分等损失，重则使一个企业倒闭、甚至使人坐牢。这个成本有时大到使一些人宁愿面对其他的巨大风险而放手一博。而且其他形式的监督都不完全，使得媒体监督成为唯一一个较有分量的监督形式。那么就假设除媒体以外的监督都已经失灵，毫无疑问被监督对象就会宁愿付封口费，从而换取不承担巨大责任的结果。
  
      特别说明，小徐曾说一些企业单位不论做没做错事，只要记者去了，就会发红包。在这里提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可能说明我整篇文章的假设脱离了实际——做假记者就是为了索取封口费。好吧，假设这些企业和单位是完全纯洁的心不虚的，那为什么发给记者红包？这些人不是傻子，给红包肯定能给他们带来好处。那本质来看，它还是一种交易，跟封口费没有区别，我们可以一并讨论，所以我们在开始就做了那样的假设，而不单独再拿出红包来讨论。送红包，一是出于对记者诽谤自己的担心，为了让记者按事实报道而送；二是试图使记者在按事实报道的基础上再多一些积极报道。我们换一种表达方式：
      送给记者红包是因为被监督对象预期记者的报道可能会偏离事实，从而给他们造成额外的损失或带来额外的收益，而且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由记者来决定的。记者收红包，是因为记者预期被监督者希望报道有利于自己。
      送给记者封口费是因为被监督对象预期记者可以选择逃避履行职责不去报道，记者收取封口费是因为记者预期被监督者希望他们不去报道。
      所以无论是红包还是封口的费交易动机的外部诱因都是，记者在一定程度上有滥用权力而不受约束的能力，和彼此都具有的趋利性。能通过公共政策来改变的只有前者，而趋利性是我们讨论问题的理性人假设，这无法改变，但公共政策可以利用它。这里只是为了说明红包和封口费一样，解决问题的侧重点都在于对记者进行有效监督，并激励引导记者正确地履行其职能。激励被监督对象行为可行性不高，在最后一部分得出问题的解决方法也支撑了这种观点。所以，我们并作一起讨论。

• 假记者产生的影响
  
  这里大体有两种情况：
  一被监督对象愿意或能够支付的封口费总额度是比较有限的
  比如说一个工厂违规，被曝光后会遭受20000元的罚款，那么他总共愿意支付的额度就是20000元，如果被索要高于这个额度的封口费，如果不考虑被曝光后的其他负面影响，那么工厂宁愿主动交罚款。我们设这个最高额度为P。设索要封口费记者的数目为N，所有记者的分到的封口费我们可以视为相等，只是为了解释的方便，不影响结果，那么每个记者所得到的最高封口费=P/N，封口费要满足大于等于稿费的条件，才能确保记者们都选择收取封口费。我们来看假记者会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假记者会增加它的基数，使每个记者得到的封口费下降，从而提高事件被曝光的可能。
  
  二被监督对象是大型利益集团，对于封口费的额度并不是非常在乎
  确实，现实中常常涉及一些大的利益团体和重大事件，他们愿意支付和能够支付的封口费数目都是十分巨大的，多一个记者索要封口费无非是多支付一份，同时由于监督缺位，这里就形成了巨大的寻租空间，被监督对象愿意支付的最高额度远远高于实际支付额度，假记者就必然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假记者无非就是骗取了这些有过非法行为利益集团的一小部分钱财。道义上来说是惩罚了利益团体，法律上当然讲不通。与之相比，真记者选择收取封口费，从道义的职业操守从法律上都讲不通。可以狡辩说真记者在面对强势团体的情况下是被动地收取的，但正如我前面所说，记者们完全可以采取第三种选择：什么都不做，被动收取讲不通。
  
      上面两种情况是两种极端，实际情况多在两种极端之间，那么假记者的影响也在两者之间。全国记者换新记者证成本很高，但如果新记者证防卫性能很高，那确实会增加假记者造假的的风险和成本，起到了遏制假记者的作用。但我们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仅仅打击假记者的直接结果是谁受了益。当然可以说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我非常赞同，决不能姑息，但我觉得如果是从法治角度出发，首先要打击的是真记者收取封口费的行为，这样做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还起到了纠正媒体行业的歪风邪气的作用，同样降低了出现假记者的可能，而且非常有效。打击假记者是正义的，但仅打击假记者而不打击真记者违规行为的话，其正义性就会受到质疑。毕竟打击假记者的直接受益人是做出非法行为的个体或组织和那些索要封口费的真记者。
      那既然假记者不仅没有太大弊端，还有一些好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打击假记者？首先，我不知道假记者属于诈骗还是勒索，但肯定是违法的。其次，打击假记者不仅在于对假记者的惩罚，其主要意义在于示范、激励。如果不打击假记者，那么在大众眼里就会变为官方默许假记者存在，也默许收取封口费行为，那就真的乱套了。

• 如何解决问题？
  
  如何解决问题，才是我们最终要探讨的。首先我们要知道问题是什么，或者说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想要非法行为被曝光，想要记者不再收取封口费，想要假记者消失，还想减少社会上的非法行为。通过怎样的途径呢？我们尽力破坏这个交易，使之不能达成，并且使记者更倾向于选择前面表中的㈡，即不收封口费并且曝光。
  要破坏交易我们就来破坏掉交易达成的条件，前面都介绍过，这次我们先从针对被监督者方面的对策来说，对于记者，即是降低其选择㈠的预期收益，但并不是最佳的方式：
  1使其选择不支付封口费的成本下降，即降低对其非法行为的处罚。虽然提出这个方法，但这绝对不可行。因为这样鼓励了其非法行为，曝光的目的就在于遏制非法行为，岂能背道而驰？
  2健全对被监督者其他形式的监督，使媒体监督不再是唯一重分量的监督方式。这样可以降低被监督者支付给记者封口费的意愿，因为即使给了封口费，也很难掩盖非法行为。不过可行性还有待证实。
  
  再从记者索取封口费的动机来确定对策，这些对策更加有效：
  1首先要去除公权力对媒体公正的干涉。这是最重要的，搞得人心惟危，即使有良心有道德，人也是要自处的。即降低记者选择㈡的预期成本。
  2建立记者对非法行为进行曝光的奖励机制。如果制度本身就对记者去曝光不法行为不支持，甚至持消极态度，那如何不让记者选择收封口费？即增加记者选择㈡的预期受益。
  3健全对记者本身的监督，鼓励互相监督，加强竞争，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即增加记者选择㈠的成本。

    我仅仅是谈一下解决问题的大体方向，说明要从哪些方面结合起来入手解决问题。假记者的问题就不用再谈了，正如我开头所说，只要让真记者做好了，假记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并且被监督对象有了高揭发率的预期，也自然会减少非法行为。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的。说实话，我认为最有成效的且运行成本低廉的方法就是减少公权力介入媒体行业。这不仅是媒体行业的困境，还有许多行业同样由于公权力的介入而畸化了。

     今天下午在奶奶家，弟弟正在看动画，我顺便瞅了几眼，一看就是国产，还是关于抗日的，把日本鬼子刻画的十分弱智。我问弟弟这个动画叫什么，他说叫“帽儿山的鬼子兵”。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给小孩子宣扬这种对日本的仇视和歧视思想，片子明显带有一种情感导向的意味，这种形式的文化制品在现代已经比较少见，所以我说它雷人。在亚洲中日韩三个强国，彼此互相看不爽，支那人、日本鬼子、高丽棒子等等称呼就是这种状况的体现。欧洲在这方面做得好一些，欧盟、申根国等就是体现。人们仿佛更看重国与国的对立面，我听很多人总是说“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其实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像人与人的关系一样，我相信每个人都不会在别人面前说“人与人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也不希望自己的朋友持有这种信条。人人都要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这无可厚非，但为什么看不到一个正常友好的关系是各方利益的基础呢？
    宣扬民族敌对思想是愚昧的。对小孩子宣扬日本侵华战争的血海深仇，意图是什么？第一要扩大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地位，这个可以理解。官方一般会说要我们铭记这段惨痛的教训，时刻堤防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等等。无论如何这种宣传起到的最大效果就是加剧了群众的对外敌对思想。我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侵华战争的年轻人中许多对于日本仍然苦大仇深，动不动说如果打日本就参战之类的话。每当听到这样的话，首先是被这些年轻人英勇无畏的爱国精神感动，其次是感到一种悲哀，因为发动对日战争的群众基础确实很厚实。
    人人都有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利，但应该宣扬和发扬的是一种谋求和平、反对战争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是单方面的，应该是全世界全人类都应该宣扬的。我叫这种思想为自由主义，我认为自由主义的要旨是任何个体或集体的行为都应该避免造成外部的负面影响。就是说个体或集体在进行某种活动的时候，不去给其他个体或集体造成不好的影响，即便影响是好的，也要慎重。而许多时候这种思想与大行其道的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是相违背的，这便造成了其普及的困难。
    抗战的血泪我们如何交代？侵略是错误是愚昧的，报复亦然。站在我方受损失的角度去评价侵略并不完全，应该看到其最大的罪行在于对生命的肆意践踏，这种视角与我方他方无关，这是一种对生命和权利的原始人道尊重。而报复行为与侵略同样具备这一罪行。以错误的方式去报复错误，绝对不是正确的。仇恨的延续几乎没有任何好处，为了造福子孙后代，少宣传仇恨，多宣传和平。
    附上“帽儿山的鬼子兵”的片尾曲雷人歌词，我觉得对侵略的抵抗和崇尚暴力和低俗绝对不应该混为一谈。
    歌曲连接就不放了，相信凡是对音乐有所喜好的人都不会愿意听：

游戏小鬼子,游戏小鬼子,游戏小鬼子,
游戏鬼子兵,游戏鬼子兵,气死气死气,
一九三八年呀,来了帮鬼子兵,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怎么劝他都不灵,咱们的帽儿山呀,
出了几个小百姓,虎子妞妞铁蛋娃娃,
专搞鬼子兵,我气死鬼子兵,我玩死鬼子兵,
我连耍带逗连踢再打,我搞死鬼子兵,
气死气死气,我气死气死气死小鬼子,
游戏小鬼子,游戏鬼子兵,气死气死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