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mus' Blog

    经济学中，垄断有三个特征：1.唯一的生产者 2.几乎没有替代品或相似产品 3.无潜在竞争者或行业门槛极高

    腾讯不符合任何一条。非但这个行业没有形成垄断，反而是竞争非常充分的典范：

    1.市场上同类产品众多，存在众多提供IM服务或者相似产品的企业，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数个知名IM软件，不知者不计其数，目前的社交网站、微博客也对传统IM造成了一定威胁。
    2.信息公开程度高，任何人都可以从因特网上下载这些软件并免费使用绝大部分功能，很容易比较出不同软件的优劣，用户获取信息的成本低。
    3.没有准入门槛，大部分还没有涉及IM领域的IT企业都有能力去做，就连许多中小型IT企业都有这种能力，随着技术的进步可能出现更多竞争者。
    4.政府几乎不对这些企业的竞争进行干预，也不对用户的选择进行强制，不设置行业准入门槛。

    竞争能达到这种程度的行业寥寥无几。如果仅仅根据《反垄断法》对“垄断”的定义，腾讯很可能达到了“垄断”的条件，对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惩治，笔者对此并没有异议。而两位作者义愤填膺的口气却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反垄断法》是正义的、道德的、是有利于市场竞争的。殊不知这部法律本身就是存在重大争议的，当年这部法律酝酿出台之时引起了学界的激烈争论。不，应该说是经济学界的一致反对，薛兆丰、张五常、周其仁等人尤为激烈。不加以区分地按照市场占有率作为标准来定性是不科学的。结果也并不利于市场竞争，更不利于消费者的长远利益。

    行政特权形成的垄断和市场自然选择下形成的“垄断”有着本质的区别：
    1.前者的垄断是通过行政特权形成的，与价值创造无关，即使是对消费者进行赤裸的侵害，他依旧能够达到高占有率；后者是依靠自身的努力，一步步经过多年积累发展起来的，其占有率高低取决于消费者的喜好，占有率高说明在这个行业中，这家企业为消费者创造价值最多。
    2.前者的垄断牢不可破，利用行政特权可以消灭其他竞争者，并保证不存在任何潜在竞争者，注意，利用政府权力本质上是利用的暴力；后者的高市场占有率十分脆弱，虽然拥有高市场占有率，但由于身处不进则退的竞争环境中，他依旧要持续地发展、优化产品，否则用户随时都会流失，其高占有率是凭借人们的自由选择，不存在任何暴力。你可以想象QQ如果对所有用户都征费，即使是很低的费用都有可能造成大量流失，再想象一下垄断国企提价时又是怎样一副场景（这个倒不用想象）。

    一个腐蚀社会财富，一个创造社会财富；一个依靠暴力，一个依靠实力。怎么能将其一并而论呢？

    在市场制度下，企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盈利、为了将企业做大做强。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才能享受到企业创造的价值。双方通过这个过程实现双赢，这就是市场制度的基本框架，也是经济学常识。而我们现在却反对企业做大做强，要枪打出头鸟，对做大做强的企业进行惩罚。这种行为无异于卸磨杀驴、兔死狗烹，究竟哪来的道德优越感呢？以后哪家企业还敢做大做强？哪家企业还愿意尽全力地创造价值呢？这显然与市场竞争和消费者的长远利益背道而驰。《腾讯为何嚣张？》还有《苍蝇逼疯了大象？》两文的作者都有法律专业背景，不会不明白法律的激励作用。但是由于单纯的法律学科缺乏像经济学一样专业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不过其中一个作者居然还是经济学博士，或许博士阶段所学理论深奥，在下才疏学浅实在不知道应该将腾讯归于哪一类垄断。阁下莫不是西太平大学毕业的？
   
    企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应当是自己说了算，消费者不能越位代替企业进行决策。产品不合消费者胃口，消费者可以不购买，但不能说超市里的商品不好，就说超市绑架了自己，这是同一个道理。既然没有明文合同规定腾讯必须持续提供怎样服务（详细请查阅QQ的用户协议），腾讯就有权利改变这项产品。腾讯甚至有权利宣布QQ与微软系统不兼容（如果真的发生，腾讯有必要提供虚拟资产的导出服务，因为腾讯无权处置私产，在保护虚拟私产方面腾讯做的极差），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绝大多数QQ用户都是Windows用户，极少数人会为了一个IM软件而放弃操作系统。所以对于腾讯是不是会封杀460、560之类的疑问，依我看就到此为止吧，腾讯如果能实现早就做了。虽然腾讯没有理由去做蠢事，但他依旧享有这个权利。有没有权和是否有利可图要区别开来，

   腾讯倒霉，不管是被360搞还是被雷劈，都与用户无关，但用户作为腾讯的交易对象，不可避免地会受损（严格来说是期望收益落空）。这点我们只要进行一下换位思考就很容易明白：某个QQ用户丢了钱包，跟腾讯也无关，但用户却决定不再使用QQ会员缴费服务，对此腾讯不能强迫用户继续缴费（除非是有言在先，如靓号会收回）。常言道客户的利益就是企业的利益，多数情况下没错，但意外发生后，利益格局遭到破坏，过去的均衡无法维持下去，人们露出了本来的面目，有人惊呼：“太可恶了，原来他是为自己利益着想的！”  可不是吗，他什么时候不是为自己利益着想的，你什么时候又为他着想过？消费者享有无可非议的自利权利，腾讯也享有权利根据自身利益对产品进行调整。否定任何一方自利的权利，都是对市场的破坏，受损的依旧是双方。

    当然，企业的决策并非总是明智的，如果消费者认为腾讯的做法不符合腾讯自身的利益，那么可以说腾讯是疯子。如果消费者觉得不爽可以骂娘，然后坚决卸载。然而，不道德的指责究竟从何而来呢？在下窃以为，拿道德说事背后总是另有目的（可能是下意识），多数时候是为了粉饰利益动机，如果不是另有目的，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无知。

    对于一个天生利于竞争的行业，判断对错的标准千万不能滥用，应当最大限度地基于个体的自由选择始终。总结：1.腾讯不可能垄断IM市场  2.相关法律有违市场规律不利于发展 3.道德指责是无理取闹 4.博士也会没有常识

“资金对于股市就好像是呼吸时的氧气或摩托车的汽油”，德国股神安德烈如是说。

基金仓位

中信证券测算


海通证券测算

其他机构的最新测算报告多在80%以上，有些测算结果高达85%以上，场外资金即将弹尽粮绝，可以看到短期的压力越来越大。

流动性

M1同比增幅与股市的相关程度最高，自从一月份以来流动性开始趋紧，股市便开始走弱。M1与M2同比增幅的差值更是一个重要指标，每当其差值接近或超过正负5%时，股市就进入临界区域。我们可以看到M1增幅还是位于M2增幅上方，两者差值大于5%，压力依旧很大。八月数据改在本周六发布。

 
    流动性对股市的影响与对其他资产价格的影响是不同的。股市对货币的增量的反应非常迅速。其他的资产或商品往往受货币存量的影响更大，反应滞后。股市在扩张政策之初就开始涨，而菜******的时候，股市却走弱了。高通胀预期对股市反而是利空，因为央行有可能施行紧缩政策来抑制通胀。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迟早要回到常规，有人怀着一种侥幸心理说通胀妖怪可能不会来了，其实妖怪就在我们身边了，实际的通胀比看起来要高，由于国内CPI统计的缺陷，不能很好地反映整体物价。发出去那么多钱，它不会凭空消失的。
    而正如我们这些年来看到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和股市的影响是非常迅速的，而对整体物价水平的影响总是滞后的。通过紧缩政策来治理通胀的结果往往是不等物价下跌，经济先开始下滑。我们的决策层是极其不愿意看到经济下滑的，决策层会拖延紧缩政策的实施，宁让全民财富缩水，也不让经济下滑。直到通胀失去控制、民怨沸腾（像08年上半年），才会开始实施紧缩政策。这时候政策已经是次要的了，经济经过大幅通胀自然需要调息一阵。
    股市处于利率敏感期，对紧缩预期表现非常强烈，加息前可能跌得比较厉害，但等到真正加息的时候，却可能停止下跌了。
    最后发张图：

 2005.01-2010.06 M2同比增长额

   今天小徐提起费雪方程：

MV=PT

   M表示一定时期流通中货币的平均数量；V表示一定时期单位货币的平均周转次数即货币流通速度；P表示商品和劳务价格的加权平均数；T表示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数量，也有的资料中将此表示为Q。
   小徐认为可能是由于V的下降，造成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大的通胀（P没有大幅上涨）。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M在这两年大幅提高却没有发生严重通胀，这里面一定有原因的。但是还有一个变量T没有考虑进去，如果产出量T上涨的够快的话，物价P也不见得会大幅上涨。我认为V和T的因素都有，但现有理论中似乎很少有把V作为一个重点考虑的，那么也许重点在于T，商品的成交量。
   个人认为V是一个很有趣的变量，这个数据很难直接统计，需要通过其他的数据来利用公式计算出来。在百度百科上看到，V的长期趋势是下降的，美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开始研究，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趋势？是否可以认为：时间可以逐渐消化过量的货币供应，而不发生通胀呢？有时间我会专门来研究这些问题。以下是我跟小徐的一段聊天记录：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V较低，另一方面Q上升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的结果），所以现在物价上涨比较缓和。
    金融危机致使V大幅降低，中国的V降低了大约20%（来源：百度百科），随着刺激政策的推出一定很快回升的，即便如此也将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并且地产和股票的财富效应下去了，尤其是房地产预期不明朗，导致V的下降。而当产出出现瓶颈时（生产力限制、投资下降、原材料上涨上涨、劳动力价格上涨等），Q出现下滑，P就会回升，即通胀。所以通胀应该是在一段时间的繁荣过后才来。
    这符合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在繁荣时期，经常快速增长的货币供给没有造成任何初始的通货膨胀，但经济繁荣一停止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央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导致未来的储蓄水平落后于投资需求，也就是说后续的投资跟不上了，总产出Q下降，通胀就会出现。
    前一段时间希腊债务危机导致了一定波动，大宗商品跌的也很厉害，暂时延缓了通胀。
    整个机制非常复杂，我现在也没搞明白这些细枝末节。不过现在的货币政策明显是非常规的，现在所处环境也是非常规的，但是环境总有回归常态的一天，通胀来不来无所谓，但是政策会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回归常态？还记得安德烈凭借其八十年的投资经验说到：一定的通胀不会对股市造成不利影响，造成不利影响是紧缩政策！
    所以我们这些人要关注的问题就不是会不会通胀了，而是政策会不会趋紧！

    最后对照开始图看一下，近几天准备研究货币。

    在我们收入并不是很高的年代里，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把你的钱莫名其妙的塞入其他人的口袋里，我相信你不会很高兴的。你会觉得不合理，你会问为什么，你开始憎恨这些不劳而获的人。但到底是谁的错呢？说实话我不知道，制度没有错，任何人都没有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刁难的问题。那就是非人为造成的不公与私有产权之间的冲突。

    中国较美国来说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相对更加稀缺，在城市高速扩张和大搞基建的年代里，土地矛盾发生的频率更高。昨天舍友跟他身处美国的妹妹聊天，他妹妹说美国建公路很少需要通过其他人的住房。昨天上推还看见一则消息，说的是美国的一家钉子户，给数百万美金都不搬，不要钱也不搬家，导致开发商只能在其周围建设。其实这样难缠的钉子户在美国在中国都不是很常见，在美国出现的少是因为国情和自然条件的优势，在中国出现的少是因为大多钉子户被硬拔掉了。无论如何，我和舍友还是做出了一个猜测：美国先天拥有私产保护的成本优势。

    在这里要举个了例子：政府修路，途经一户人家。这户传统保守的人家世代住在这里，不管给多少钱死活不愿意搬家。在私产保护很好的国家里，政府需要购买其房地产，如果交易无法达成，政府就要绕道修路，假设绕道修路需要开隧道，成本比原来高出一千万。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千万最终是全民埋单。试问，这样公平么？
     为了更加明显，我也可以这样假设。假设这户人家非常仗义，了解到如果绕路竟然要纳税人多付出一千万，这户人家最终决定出售这块房地产，要价900万。这个交易比绕路便宜了100万，政府会同意这笔交易。于是这户人家从全民手中拿到了900万巨额财富。这户人家不是因为自己的智慧或者努力来赚到了这900万，而是因为祖上一直住在这里。很多人人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都赚不了这么多钱，而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就得了900万，并且是由其他人支付的。这样公平么？

    有的人含辛茹苦的工作赚不了多少钱，有的人什么都不做却能发大财，这种对比似乎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被认为是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我比较倾向称这种不公平为先天性不公，就像是人的相貌、智商、出生环境等等的不公平。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最近看到这句话是在《2012》，仿佛在这部电影里是一句强有力的台词，以至于黑人主角无言以对。自由主义的政治和市场制度并不把先天性不公平视为不公平，并且这种不公平是要受保护的。但在集体主义体制下，这种先天性不公会被视为邪恶的，集体主义的理念会把这种先天性不公压制在最小。先天性优势往往伴随着个体的外部性，也就是说会影响其他人（这是否有悖于自由主义精神？有待探究），这种影响又往往是不好的。例如前面所提的修公路的例子，导致全民埋单，这是典型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集体主义制度下的解决方式我不用多说，大家耳濡目染。

    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施行严谨的私有产权制度，恐怕全民都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可以这样说，美国与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上存在“先天性不公”。在中国连自然条件都在阻碍私产制度的建立。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导致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我相信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建立严谨的私产制度会更容易，否则这会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因素。自由民主是私有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些思想虽然解决不了先天性的不公，但他们至少致力于抵御后天不公。后天不公造成的后果远远比先天不公影响深远。
    中国有选择性的破坏私产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以前看到秦晖提出一个概念叫“低人权优势”，以此来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人看后不以为然，因为私产的破坏与市场经济的理念格格不入，但这种观念我还是认可的。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有选择的破坏私产，把对市场的负面激励作用压到最低（起码绝大多数有钱人都没有产生自己的财产将要被剥夺的预期，前几天朝鲜那叫无选择地破坏私产，后果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个大论题，但我不想多说），消除了先天性不公带来的与其社会经济产出不成比例的外部不经济（比如前面的例子中，那户人家死活不搬家，继续住下去对于这户人家可能是无价的，但对于社会来说并无价值，对于经济增长毫无贡献，但负面影响又是巨大的，导致社会承担了高昂的成本，这是不成比例的）。在这种先天性不公引起的矛盾冲突频发的年代里，单纯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怎能说“低人权”不是“优势”呢？
    有种趋势是个好现象，经过一系列对先天不公的打压之后，城市扩张、基建速度也在放慢减缓，冲突也会随之减少。当那些喜怒哀乐伴随着破旧砖墙倒塌的尘埃沉淀成为历史，至少相同的问题在很多年不会发生在相同的人身上。

  这是去年放假前就在写的东西，写了一半放在草稿箱，今天看到觉得丢掉可惜了，就继续写了下去。有一天上课看手机报，国家新闻总署说要在今年给全国记者换新记者证，要打击假记者。正好手边有纸笔就随便写了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我了解仍然甚少，也一直在学习。也尝试以这样的方式来分析事情，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平时的一些公共政策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可以质疑它分析它。比较枯燥，而且晦涩拗口，思维比较乱，权当个人说胡话。

•     为什么会有假记者？
  
      这个问题通俗回答很简单，做假记者有钱赚。假记者主要是浑水摸鱼收取贿赂，我们称这种贿赂为封口费，我们认为假记者就是因为封口费现象的存在才产生的。我们这里对于封口费的定义是包括红包在内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文章的第三部分会有说明。
      何谓假记者？假记者就是一些模仿真记者，使别人相信他们真是记者的人。为什么要模仿真记者？因为模仿真记者预期的受益远远大于成本，而且造假成本和被查处的风险较低。提高造假门槛即是提高了假记者行为的成本，所以对于遏制假记者是有效的。行为由理性人对预期收益和成本的衡量而确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为了遏制假记者现象，除了提高作假的成本，还可以降低作假的收益，换句话说，如果杜绝了封口费，那么假记者就不复存在了。但为什么实际上的公共政策更倾向于前者呢？同时我们也要问问为什么要遏制假记者，或者说遏制假记者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些答案的分析贯穿了这篇文章。
      杜绝封口费现象就可以杜绝假记者，封口费实质是记者与被监督对象之间发生的“交易”，交易双方的动机决又定了交易的达成与否，我们由此推回去，就可以知道真记者与被监督的交易动机决定了假记者预期的收益。所以我们将把目光集中在两者的交易动机上来分析。

• 真记者索要封口费的动机
  
  
  假设封口费行为完全由记者独立行使，那么记者可以选择跟媒体或被监督对象进行下面交易，或者什么都不做：
        ←新闻稿          不曝光→              
  媒体————记者————被监督对象     
         稿费→           ←封口费               
  
  所以记者不同选择预期的收益和成本大体如下：
                       ㈠收封口费不曝光   ㈡不收封口费曝光   ㈢什么都不做
  收益                           封口费                         稿费（奖金）                   零
  成本（风险）        被查处的风险           公权力的压力                    零
  
  现实中众多记者选择㈠而不选择其他的三条件是：
  1封口费大于等于稿费
  2由于对记者的监督缺失，使之索取封口费被查处的风险较小
  3记者收取封口费也是被监督对象希望的，而且通常曝光后记者要面对的公权带来的压力是很大的，后很有可能遭受公权力的侵犯，这种风险往往大过索取封口费被查处的风险，前几年《南方都市报》记者程益中的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而记者因收取封口费受到处分的新闻报道还是鲜见。
  
       （ 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记者的职业操守和道德，不是说这些不是影响因素，而是好的制度绝对不能依赖于这些，我们可以承认理性人有利是图的假设，但不能确保每个记者都有良好职业操守。
      风气也是一个因素，也是一个外在的压力，所有记者都在收，那么你就很难不收。当然这个因素是次要的，有一点良心的记者完全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种行为究竟是记者自己主使还是媒体企业主使的，那么把前面假设换一下，索取封口费的行为不是由记者独立行使，而是由记者代表媒体来行使，也就是媒体成为交易的主体。同样上面的图表和分析是可行的，只不过把稿费改为曝光给媒体企业的收益，现实中对于媒体企业来说，封口费这个钱依旧赚得容易。为了简便起见，后面只讨论前种假设，即交易主体为记者）

• 被监督对象付封口费的动机
  
  封口费说白了就是黑吃黑，个人、企业或政府部门非法行为（有意，也可以是违规或法律上无明确规定的损人利己不正当行为，我们在这里为了简便，笼统称作非法行为）或过失（无意）在先。这里我不打算像上面一样做表讨论（实在很麻烦），因为被监督对象愿意付封口费的主要原因是被曝光后要负的责任太大了，也就是被监督对象选择不付封口费的成本高。舆论的力量是恐怖的，非法行为或过失被曝光后轻则面临处罚处分等损失，重则使一个企业倒闭、甚至使人坐牢。这个成本有时大到使一些人宁愿面对其他的巨大风险而放手一博。而且其他形式的监督都不完全，使得媒体监督成为唯一一个较有分量的监督形式。那么就假设除媒体以外的监督都已经失灵，毫无疑问被监督对象就会宁愿付封口费，从而换取不承担巨大责任的结果。
  
      特别说明，小徐曾说一些企业单位不论做没做错事，只要记者去了，就会发红包。在这里提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可能说明我整篇文章的假设脱离了实际——做假记者就是为了索取封口费。好吧，假设这些企业和单位是完全纯洁的心不虚的，那为什么发给记者红包？这些人不是傻子，给红包肯定能给他们带来好处。那本质来看，它还是一种交易，跟封口费没有区别，我们可以一并讨论，所以我们在开始就做了那样的假设，而不单独再拿出红包来讨论。送红包，一是出于对记者诽谤自己的担心，为了让记者按事实报道而送；二是试图使记者在按事实报道的基础上再多一些积极报道。我们换一种表达方式：
      送给记者红包是因为被监督对象预期记者的报道可能会偏离事实，从而给他们造成额外的损失或带来额外的收益，而且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由记者来决定的。记者收红包，是因为记者预期被监督者希望报道有利于自己。
      送给记者封口费是因为被监督对象预期记者可以选择逃避履行职责不去报道，记者收取封口费是因为记者预期被监督者希望他们不去报道。
      所以无论是红包还是封口的费交易动机的外部诱因都是，记者在一定程度上有滥用权力而不受约束的能力，和彼此都具有的趋利性。能通过公共政策来改变的只有前者，而趋利性是我们讨论问题的理性人假设，这无法改变，但公共政策可以利用它。这里只是为了说明红包和封口费一样，解决问题的侧重点都在于对记者进行有效监督，并激励引导记者正确地履行其职能。激励被监督对象行为可行性不高，在最后一部分得出问题的解决方法也支撑了这种观点。所以，我们并作一起讨论。

• 假记者产生的影响
  
  这里大体有两种情况：
  一被监督对象愿意或能够支付的封口费总额度是比较有限的
  比如说一个工厂违规，被曝光后会遭受20000元的罚款，那么他总共愿意支付的额度就是20000元，如果被索要高于这个额度的封口费，如果不考虑被曝光后的其他负面影响，那么工厂宁愿主动交罚款。我们设这个最高额度为P。设索要封口费记者的数目为N，所有记者的分到的封口费我们可以视为相等，只是为了解释的方便，不影响结果，那么每个记者所得到的最高封口费=P/N，封口费要满足大于等于稿费的条件，才能确保记者们都选择收取封口费。我们来看假记者会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假记者会增加它的基数，使每个记者得到的封口费下降，从而提高事件被曝光的可能。
  
  二被监督对象是大型利益集团，对于封口费的额度并不是非常在乎
  确实，现实中常常涉及一些大的利益团体和重大事件，他们愿意支付和能够支付的封口费数目都是十分巨大的，多一个记者索要封口费无非是多支付一份，同时由于监督缺位，这里就形成了巨大的寻租空间，被监督对象愿意支付的最高额度远远高于实际支付额度，假记者就必然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假记者无非就是骗取了这些有过非法行为利益集团的一小部分钱财。道义上来说是惩罚了利益团体，法律上当然讲不通。与之相比，真记者选择收取封口费，从道义的职业操守从法律上都讲不通。可以狡辩说真记者在面对强势团体的情况下是被动地收取的，但正如我前面所说，记者们完全可以采取第三种选择：什么都不做，被动收取讲不通。
  
      上面两种情况是两种极端，实际情况多在两种极端之间，那么假记者的影响也在两者之间。全国记者换新记者证成本很高，但如果新记者证防卫性能很高，那确实会增加假记者造假的的风险和成本，起到了遏制假记者的作用。但我们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仅仅打击假记者的直接结果是谁受了益。当然可以说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我非常赞同，决不能姑息，但我觉得如果是从法治角度出发，首先要打击的是真记者收取封口费的行为，这样做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还起到了纠正媒体行业的歪风邪气的作用，同样降低了出现假记者的可能，而且非常有效。打击假记者是正义的，但仅打击假记者而不打击真记者违规行为的话，其正义性就会受到质疑。毕竟打击假记者的直接受益人是做出非法行为的个体或组织和那些索要封口费的真记者。
      那既然假记者不仅没有太大弊端，还有一些好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打击假记者？首先，我不知道假记者属于诈骗还是勒索，但肯定是违法的。其次，打击假记者不仅在于对假记者的惩罚，其主要意义在于示范、激励。如果不打击假记者，那么在大众眼里就会变为官方默许假记者存在，也默许收取封口费行为，那就真的乱套了。

• 如何解决问题？
  
  如何解决问题，才是我们最终要探讨的。首先我们要知道问题是什么，或者说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想要非法行为被曝光，想要记者不再收取封口费，想要假记者消失，还想减少社会上的非法行为。通过怎样的途径呢？我们尽力破坏这个交易，使之不能达成，并且使记者更倾向于选择前面表中的㈡，即不收封口费并且曝光。
  要破坏交易我们就来破坏掉交易达成的条件，前面都介绍过，这次我们先从针对被监督者方面的对策来说，对于记者，即是降低其选择㈠的预期收益，但并不是最佳的方式：
  1使其选择不支付封口费的成本下降，即降低对其非法行为的处罚。虽然提出这个方法，但这绝对不可行。因为这样鼓励了其非法行为，曝光的目的就在于遏制非法行为，岂能背道而驰？
  2健全对被监督者其他形式的监督，使媒体监督不再是唯一重分量的监督方式。这样可以降低被监督者支付给记者封口费的意愿，因为即使给了封口费，也很难掩盖非法行为。不过可行性还有待证实。
  
  再从记者索取封口费的动机来确定对策，这些对策更加有效：
  1首先要去除公权力对媒体公正的干涉。这是最重要的，搞得人心惟危，即使有良心有道德，人也是要自处的。即降低记者选择㈡的预期成本。
  2建立记者对非法行为进行曝光的奖励机制。如果制度本身就对记者去曝光不法行为不支持，甚至持消极态度，那如何不让记者选择收封口费？即增加记者选择㈡的预期受益。
  3健全对记者本身的监督，鼓励互相监督，加强竞争，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即增加记者选择㈠的成本。

    我仅仅是谈一下解决问题的大体方向，说明要从哪些方面结合起来入手解决问题。假记者的问题就不用再谈了，正如我开头所说，只要让真记者做好了，假记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并且被监督对象有了高揭发率的预期，也自然会减少非法行为。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的。说实话，我认为最有成效的且运行成本低廉的方法就是减少公权力介入媒体行业。这不仅是媒体行业的困境，还有许多行业同样由于公权力的介入而畸化了。